洞庭湖与鄱阳湖作为长江中游仅存的两个与长江自然连通的大型湖泊，年径流量占长江年径流总量的四成左右，不仅为长江中下游提供了可靠的优质水源，而且也是中下游洪水的巨大调蓄库，对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维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江湖整治和水资源利用工程等人类活动使长江中游的江湖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改变了长江中游的水文情势，给长江水安全保障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与鄱阳湖的江湖关系发生了剧烈调整，出现了湖泊枯水期提前且延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引发了各界关注和讨论。特别是通过在湖口建闸调控来应对水情变化引起的潜在水安全和生态风险等设想，受到各界热议。
江湖关系变化引发鄱阳湖水文情势变动
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存在正常出流、顶托和倒灌等水文连通关系。2003年以来，长江对鄱阳湖的作用由顶托转为拉空，顶托作用显著减弱。除枯水期外，涨水、丰水和退水期长江顶托作用均显著减弱，均由顶托为主转为拉空。由于提前退水改变了洲滩植被生长节律，草食性雁类与其食物可利用性之间出现“物候不匹配”问题，候鸟适宜生境面积减少。
2003年以来，鄱阳湖不论是倒灌频次还是倒灌量均呈现显著减少，枯涨丰退不同水文季节水位变化差异显著。水情变化总体呈现水位下降，枯水期提前、枯季延长和枯季水位偏低的态势。经研究论证，近年来鄱阳湖水情变化主要与长江流域降水处于偏少周期有关。
优化调控江湖关系，打开江湖共治新局面
长江中游江湖连通的鄱阳湖和洞庭湖对维系流域水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更好维系流域和谐的河湖连通关系，目前学界和业界有以下建议：
一是规划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调枯不控洪。一方面，在丰水期保持鄱阳湖和长江的天然关系，确保江湖连通；另一方面在枯水期通过人工调控，拦蓄维持鄱阳湖生产生活用水和湿地生态需水。虽然鄱阳湖枢纽工程对缓解季节性生态缺水问题作用明显，但其潜在的水环境生态负面效应存在争议。水利枢纽建设可能会增加湖泊富营养化风险，并导致退水期浅水水域与洲滩湿地面积下降。
二是实施长江干流和湖泊流域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这项策略有利于改善鄱阳湖退水和枯水期低水位的三峡水库蓄水期调度，但对改善枯水年退水期和枯水期水位偏低作用有限。
三是恢复闸控子湖与鄱阳湖主湖的自然水文连通。水文连通作为河湖生态系统以水为介质的物质、能量与生物信息循环的关键纽带，对于解决鄱阳湖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上世纪30年代，鄱阳湖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以上，无闸控与阻隔子湖。随着闸坝与圩垸等的建设，目前通江湖泊湿地面积仅为3230平方千米，与主湖阻隔的子湖面积达633平方千米。相较近百年前，鄱阳湖横向与纵向水文连通性均发生明显下降。建议通过增加调蓄、水资源供给、水环境容量、候鸟栖息地等手段，拓展通江湖泊连通性，增强鄱阳湖对江湖关系变化响应的弹性。
四是开展鄱阳湖典型断面地形的近自然修复。湖区高强度采砂等人类活动导致湖盆地形发生显著变化，是鄱阳湖近年来枯水期水位偏低的重要原因。以历史时期湖盆地形为参考，以设置梯级潜坝或沙坎的形式，开展入江水道水力比降的近自然调控，预期能明显改善鄱阳湖枯水期水资源供给功能下降和风险增加的问题，大片新增的浅水水域也能够为鄱阳湖越冬候鸟提供额外的潜在栖息地。
五是增加碟形湖建设与调控。鄱阳湖现有碟形湖102个，总面积约占通江水域总面积的22%。水落滩出，枯水期碟形湖水文节律独立于主湖，对于缓解洪旱灾害与维持湿地生物多样性具有特殊意义。对现有碟形湖可采用适应性调度的方式，针对极端干旱事件实行预警预报、动态调控策略，保障碟形湖区湖泊与湿地生态需水。此外，在供水水源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生态影响敏感区局部湖盆可构筑低矮石坝，丰平水期过水，枯水期局部控流。
六是开展湖区退圩还湖综合整治工程。2020年6—7月，长江中游与鄱阳湖流域遭遇强降水事件，鄱阳湖水位上涨迅速，经三峡水库和流域干支流水库联合调度，湖区仍面临巨大防洪压力。湖区184座单退圩堤全部启用，有效降低水位25—30cm。可见，开展湖区退圩还湖综合整治工程不仅能够有效提升鄱阳湖应对极端洪涝灾害的弹性与韧性，还有助于协同提升湖泊水源涵养、维持生物多样性以及净化水质等功能。（杨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