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机制不是常设的协调机构。与固定的常设机构相比，协调机制并没有固定的人员、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只有在遇到问题时，才能考虑协调机制的运行问题。仅依靠现有“协调机制”的规定，尚不能解决长江保护中的问题，其所具有的统筹、指导、监督功能也难以发挥出来。因此，希望国务院出台协调机制运作的具体细则，包括机制的启动、运行的流程、协调的权责等，以便激活这个协调机制，真正发挥协调机制的作用和效能。
另外，我建议在协调机制下，设一个专门的具体办事机构来，落实协调机制的决策部署，并定期向国务院汇报相关地方或部门对协调机制决策的落实情况，使得协调机制的决策能及时精准地落地，打通协调共治的最后一公里。
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我建议今后要成立一个实体的流域管理机构，赋予其一定管理权限、执法权限、处罚权限等，来协调解决长江保护方面的问题，使得长江保护实现全国一盘棋，真正解决长期以来长江保护中的“九龙治江”问题。
流域立法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带来法治保障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已经有五周年，在这五年里，有丰硕的发展成果，也遇到了一些发展中的困境。其中，最大的困境就是长江经济带涉及到许多省份，协调难度比较大。恰巧的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长江保护法》，并于2021年3月1日实施，这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带来法治保障。
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这部法律中有许多亮点。其中，《长江保护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我认为，这个协调机制建得好，原因在于：
一是长江横跨了许多地方，对跨地相关事项的处理需要协调。长江跨了青海、四川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等11个省市自治区，加上甘肃省、陕西省、河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等8个省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长江流域涉及到的省份有19个，占了我国省份的一半以上。跨如此众多的省份，没有协调机制，其保护的效果是很难想象的。
二是长江保护涉及到众多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协调。长江流域的活动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各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活动等，这些事项牵涉到许多部门，例如，包括发展改革部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行政、农业农村、标准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林业、草原等部门，跨部门的事项必须要加强协调。
三是长江是流动的水体，必须实现一盘棋式的治理。以水体为主体的长江保护，如果某一地没搞好，或某一个事项没处理好，或保护方式相互冲突，都会影响到对整个长江的有效保护，而鉴于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多头管理，因此，必须加强协调，必须形成一盘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自为战现象。
为此，《长江保护法》对长江协调机制的协调范围和权限作出了规定，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相关省级政府，对长江协调机制的决策要落实，也就是说，从协调机制作出的决策，不能不执行，更不能有冲突或不一致。
此外，《长江保护法》还在相应条款中规定了协调机制的具体运用领域，包括：一是第9条规定了在生态环境、资源、水文、气象、航运、自然灾害等监测网络体系和监测信息共享方面的协调；二是第13条规定了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及管理执法等信息共享的协调；三是第26条规定了在河湖岸线划定范围、制定岸线保护规划方面的协调；四是第55条规定了对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修复规范、岸线修复指标的确定方面的协调等。这些对协调机制及其运用领域的具体规定，对于长江大保护都将大有裨益。
江苏应抢抓机遇先行先试，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江苏如何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我认为，江苏经济在全国名列前茅，有良好的法治环境，这些都为江苏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打下基础。江苏作为人才大省，尤其是南京汇聚了众多知名高校，为江苏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江苏要不断更新发展理念，在全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基础之上抢抓发展先机，不断地“先行先试”，让法治成为江苏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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